obt 如果能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让投资回报率更高的民营经济投资者开口子，将能直接带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
一系列措施推动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引领，做强主业、提高管控能力、加强自主创新、强化风险防控，促进了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国务院国资委的成立，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改变了国有资产多头分散管理状况。
10年来，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紧紧围绕从整体上搞好国有企业、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强化出资人监管，有力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后，还要坚持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过去的国资管理最大的一个弊端是多头管理，等到真正出了问题又找不到责任人。考核什么，怎么考核，没有现成的经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明确的是两个层面的责任，第一，政府层面的责任。
国资委是不批项目的，不代替企业决策，怎么做是企业自己的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由出资人依法推进的新阶段。印度国内金融市场的低效一直令政府头疼，也被视为是印度崛起之路上的一个绊脚石，因此资本账户全面开放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借助外力增强内力的良方之一。
因此，新外汇法实施标志着日本资本账户已完全开放。就此而言，资本账户管制是一把双刃剑。不过，金融市场却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步伐。上世纪80年代末，巴西不得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出求助之手，按照华盛顿共识全面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兴市场国家在控制大规模资本流动上缺乏经验，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被放大（例如在不利条件下触发逆向的金融加速器机制，或者引致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等），以及金融市场中的羊群效应造成恐慌蔓延等，都是造成资本流入突然中断的可能原因。1992年印度允许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本国证券市场，从而进入扩展阶段。
在资本账户开放后的1年多内，股指一路飙升，而在开放后不过两年，股指均出现断崖式下滑（参见图1和图2）国际金融理论中，将某一时点上国外投资者投资意愿显著下降，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突然减少的现象称为突然中断（sudden stop）。1973年印度制定《外汇管制法》，资本项目可兑换进入起步阶段。这与当时国内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支撑，以及政府试图借助外力推进金融市场发展的决心有关。至此，除明确纳入管制范畴的交易外, 俄罗斯居民和非居民间的外币支付均可自由进行。
我们仍以印度政府决定全面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2006年9月作为分析起点。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一波三折，国际金融动荡连绵不绝。2000-2006年俄罗斯GDP年均增长6.8%，2003-2006年出口年均增长接近30%，2005年底俄罗斯已成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这些都为资本账户开放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一旦中国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短期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应是可以预知的事情。
我们选择日本、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进行分析，以分别代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一般将1996年年中作为巴西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时点。
1980-1994年间，巴西年均通胀率超过700%，同期GDP年均增长率只有2.4%。典型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背景日本在二战后实行严格的外贸和外汇管制，1964年加入经合组织后才启动了资本交易自由化进程。
可能正是由于存在较高程度的资本账户管制，上述大规模资本流动才没有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更多冲击。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从外汇管制的法规口径来看，中国资本管制程度仍然很高。它既可能成为固化国内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从而抑制中长期经济增长活力的拦路虎。因此，在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更应谨慎，成熟一项放开一项当为更务实路径。但在面对无法预知的国际金融动荡时，这些丧失资本管制屏障的国家只能任凭雨打风吹去，在大规模资本外逃面前束手无策。去年下半年中国资本项出现逆差，今年上半年中国又面临大规模资本流入。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巴西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从证券投资开始。1987年3月，巴西即已允许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国内股票和债券市场。
2004年6月，俄罗斯新货币调控法生效实施, 成为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一个重要进展。不过，从跨境资本流动来看，不管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近几年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巴西和印度三国。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于对资本流动的担忧，印度资本项目开放进度有所放缓。到1980年末，日本八成左右的资本项目交易实现了自由化。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深陷通货紧缩泥沼，产业空洞化的同时，金融空洞化风险也开始滋生。1998年4月，日本实施了《外汇和外贸法》(简称新外汇法)，开放了剩余的受限资本项目交易。也可能成为短期内保护落后的国内金融体系，使其少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影响的保护伞。1994年8月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放松了对外贸易信贷的管制，进入全面推进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阶段
第一步按地补偿，要有纠纷也不难厘清症结所在，无非涉及被征土地的量、质、价，面积丈量可以复核，水田旱地不难区分，补偿标准是高是低，也总可以一议再议。那样一来，土地的所有权、长久不变的承包权、以及正在发育的转让权就统统失效，相应的行为逻辑也失效，因为一旦转向数人头分福利的方向，相应的行为逻辑就会登场。
《徐霞客游记》写过的：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所以我们觉得按工分来分配是经过反复权衡的，是顾全大局，最大化地保障公平。
此前，人民公社按工分来算社员的工作量和劳动报酬，那时，10岁以下村民记6分，10岁以上的记10分。到了今年2月，冲突再次爆发，最紧张时，在鲭鱼湾附近曾驻扎上千警力（一干部称当时只出动了数百名警力，并亲眼目睹有几位村民在镇政府殴打两名民警，把警察打得住了医院。
还是没有公平，因为还有将来增加的人口。不过这位专家接着又表达了如下意思：近30年前实行的工分制原则，反映不出劳动力和人口的变化，也并不能真正解决当地的冲突和矛盾。不料读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贺莉丹发自云南玉溪的报道，云南鲭鱼湾征地风波奇怪的补偿标准引村庄风暴（见21世纪网，2013-06-10），决定插入一篇短评，对我国农地制度延迟改革造成的困局，再说上几句。第一，云南直至1987年才分田到户。
就这么一条规定，激起了报道所说的两次村庄风暴。第二，所谓按工分制分配征地补偿的方案，就是把全部征地补偿款划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头费，即按当地政策能享有土地分配的人头数来分配，占总补偿款的30％。
据记者报道，几年前江川县政府就引进了一个计划投资400多亿的高端旅游项目。准则有点抽象，加上例证也许容易明白。
但到集体内部的分配，搬出一个1987年人民公社的工分法，听都不容易听懂，实行起来连猫腻何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一道弯？我们还是不要急于拍案大骂当地的官员蠢，因为事出有因。但按玉溪按亩计算补偿的标准操作，又将使没有享受到1987年分田政策的人再次被补偿政策排除在外，也不公平。
